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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达氏
浏览: 发布日期:2017-11-19
我国的蒙古族主要分布于内蒙古等北方诸省区。远离北方、远离大草原的彩云之南,以1253年忽必烈率十万大军平定大理国为标志,不少蒙古族先后进入云南,并在滇池等地区聚居。但进入滇池地区的蒙古族,现在为何既没有成为该地区人口较多的民族,又没有聚居村落呢?本文试图通过滇池地区的蒙古族地名、村落、落籍情况等,探讨这一地区蒙古族的变化和与其他民族的融合过程。

  滇池地区与蒙古族有关的地名

  滇池地区与蒙古族有关的地名可分为四类:

  蒙古族语地名。以少数民族语汉译作为地名,是多民族聚居区常见的地名命名方式。在滇池地区,以蒙古族语汉译形成并保留至今的地名,有1条五里多,官渡区民航路东西两侧地片名。源于蒙语“斡尔朵”,意为与皇宫、王室有关的宫帐、衙门、行营,后讹为兀儿朵、兀倪朵等。《新纂云南通志·古迹一》载:“斡耳朵,元梁王离宫。”又因此地距原大南城五华里多,故汉译称作五里多。

  汉族对蒙古族的称谓而形成的地名。在滇池地区,用汉族对蒙古族的称谓约定俗成的地名,共有4条。达子长村,西山区中新街西北3公里处村名。这个地名来源,一因村中居民达姓居多;二为此地元代曾驻过蒙古族,旧时俗称其为“鞑子”,故名。达子小村、达子上村,分别位于达子长村北300米、西0.5公里处。朵家营,晋宁县晋城镇村名。明沐英入滇,朵里麻率部投诚,随明军驻军屯田于此并为驻军首领,因村中朵姓较多,故名。

  与蒙古族太姓有关的地名。据考,落籍滇池地区的蒙古族太姓“祖茔在官渡河、跑马山。因后代子孙亦沿安葬于此,后更名为太家河、太家山、太家地”。“今太姓后裔主要居住在官渡区前卫镇太河村的5个居民小组,大约1000余人”(黄淳主编:《当代云南蒙古族简史》,云南出版集团公司、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,第178-179页)。该类地名,在滇池地区共有2条。太家地,西山区前卫村名,因村民多姓太得名。太家河,西山区河名,因流经太家地得名。

  与元代梁王有关的地名。元代统治者曾将蒙古贵族分封为梁王。有的地名,就是与梁王有关而命名的。该类地名,在滇池地区共有9条。梁王山,原名罗藏山(彝语“罗”为虎),后梁王屯兵于此得名。小古城,呈贡县城西北3.5公里处村名。原有土城,相传为元朝云南梁王屯兵贮粮之地,故名。白马路,传说当年有一梁王部将骑白马溃败至此自杀,后人称此为白马路,成村后村亦用其名。马料河,因原河两岸水草肥美,是元梁王放牧军马的场地得名。梁王河,因发源于梁王山麓得名。下梁王,晋宁新街村名。据清道光十八年(1838年)《晋宁县志》载,该村原名忽纳寨。洪武十四年(1381年)明军入滇后,元宗室巴匝剌·瓦尔密战败逃此,率众在村西光长山投滇池死。后人为纪念此事,改山名为梁王山,村因山得名。上梁王,新街村名。(新街)梁王山,新街山名。金砂山,晋宁上蒜山名,因元宗室梁王部属曾演武于此得名。

  滇池地区蒙古族的落籍及村落

  蒙古宪宗三年(1253年),为实施包抄南宋的“斡腹”之举,忽必烈率以蒙古等族组成的10万大军,以兀良合台总督军务,再征大理。次年,忽必烈北还,留兀良合台统军攻克押赤城(今昆明),俘获段兴智,大理平。蒙古族随之进入滇池地区。其落籍方式,主要有以下四种:

  因设治为官而落籍。为稳定统治,蒙古贵族竭力拉拢和利用各族中的贵族,先后在洱海、滇池等地区设立了19个万户府,其下分设数量不等的千户、百户。据《元史·地理志·中庆路》载:宪宗五年(1255年)“立万户府十有九,分善阐为万户府四。至元七年(1270年),改为路。十三年(1276年),立云南行中书省,初置郡县,遂改善阐为中庆路。”元初的中庆路,在滇池地区设有晋宁州、昆阳州和昆明县、呈贡县、归化县。各路设总管及达鲁花赤(蒙古语意为“镇守者”,汉文文献也称“监”,监某州、监某府、监某路)。据《赛平章德政碑》载:赛典赤到云南后,“经纶既绪”,“遣使闻奏朝廷”,“擢阿鲁与纳速剌丁为云南诸路宣慰使……副都元帅月忽乃、忽你赤、阿合八失为招讨使。”即元王朝还通过赏赐的方式,先后任命不少蒙古人在云南为官。而这些为官的蒙古人,有的就在押赤城(今昆明)及各路、府、州、县治所地落籍。

  因屯田而落籍。《元史·兵制·屯田》载:“至元十二年(1275年),置立中庆民屯……二十七年(1290年),始立军屯。”元王朝利用圈占和没收大理国高氏的土地,拨给驻守云南的蒙古、回回、汉军以及云南地方军爨僰军进行屯守,称为屯军。据《元史·本纪》载:至元二十三年(1286年)“免云南从征交趾蒙古军屯田租”。可见元代云南也有蒙古军屯田。明代,随海口河的疏浚,滇池水位大幅下降,滇池坝子涸出之地成为军民屯田的重要区域。不少军民在这一区域屯田,并形成新的村落。朵家营,就应当是蒙古族人驻屯而形成的村落之一。

  因疏挖海口河而在海口河沿线落籍。元初,因滇池海口河泄水不畅,昆明时有水患。为根治水患,至元十二年(1275年),赛典赤命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张立道,“役丁夫二千人”治理海口河,“泄其水,得壤地万余顷,皆为良田”(《元史·张立道传》)。“丁夫”,指能任赋役的成年男子。在疏浚海口河的“丁夫”之中,有蒙古族人是完全可能的。而达子长村、达子小村、达子上村,应当就是参加疏浚海口河的蒙古族聚居于此,或曾有蒙古族聚居于此而形成的村落。

  因与梁王有关而落籍。至元二十七年(1290年),忽必烈在至元十七年(1280年)封忽哥赤的儿子也先贴木儿为云南王之后,还封皇长孙甘麻剌为梁王(《元史·世祖本纪》)。梁王在元代诸王中为一等王,地位比云南王更高。云南王仅镇大理,梁王则管辖全省。梁王凭借代表皇帝在云南进行统治的地位和权力,在滇池地区强占山林,霸占良田,掳掠人口,欺压人民,为所欲为。而帮梁王打理梁王“独立王国”的蒙古人,有的就地落籍。小古城,就是梁王屯兵贮粮之地演变形成的村落。

  滇池地区蒙古族融入其他各族的主要途径

  元代进入滇池地区的蒙古族军户,“上马则备战斗,下马则屯聚牧养”,为官和经商者则主要在城镇和坝区落地生根,最终形成了蒙古族“大杂居、小聚居”的状况。据明景泰《云南图经志书》卷一载:云南府“夷汉杂处。云南土著之民,不独僰人而已,有曰白罗雄、曰达达、曰色目及四方之为商贾、军旅、移徙曰汉人者,杂处焉。”“达达”又作达怛、达旦、达靼、鞑靼等,是中国古代北方有多重含义的民族泛称。宋元之际,鞑靼演变为蒙古人的泛称。这就是说,明初的滇池地区,仍然是一个“达达”为主要民族之一的“夷汉杂处”区。

  滇池地区的蒙古族与其他民族的融合情形,大致有以下五种:

  随昆明的不断发展而融入。至元十三年(1276年),赛典赤在把军事统治时期所设的万户、千户改为路府州县的同时,还把云南的行政中心由大理迁到押赤城(今昆明)。马可·波罗于1287年看到的押赤城,“城大而名贵,商工甚众。人有数种,有回教徒、偶像教徒及若干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徒”(《马可·波罗行纪·云南行纪》)。而基督教的信徒,正是蒙古人(参见方国瑜、林超民:《〈马可·波罗行纪〉云南史地丛考》,见方国瑜主编:《云南史料目录丛刊》第三卷,云南大学出版社,1998年,第249页)。而这些信仰基督教的蒙古人,通过通婚等多种渠道,不断地融入滇池地区的其他民族之中。

  随改土归流而融入。至元十三年(1276年)设云南行省时,中庆路总管为原大理段氏时世守鄯阐府的高氏之裔高龙善。至元十五年(1278年),赛典赤“行省平章表言于朝,有旨进官以褒之”,“除中庆路总管”,改张立道为中庆路总管,“佩虎符”(《元史·张立道传》)。后来随改土归流的实施,不少在行省及中庆为官的蒙古族人留了下来,并逐步融入滇池地区各民族之中。

  因汉族人口的剧增而融入。在滇池坝子涸出的土地上,元代以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官渡福德村、南窑村,西山梁家河村、弥勒寺村,呈贡房子湾、大海晏,晋宁新街、富有等近300个新建村落。这些新建的村落,大多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村落。据测算,仅“明代进入云南军事移民的第一代人口有可能达到80余万”(陆韧:《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》,云南教育出版社,2001年,第48页)。而汉族人口的剧增,为蒙古人融入滇池地区的其他各族创造了条件。

  因改朝换代而融入。明洪武十四年(1381年),明太祖朱元璋调集30万大军西征云南,明军于曲靖白石江大败10余万元兵,活捉元云南行省丞相达里麻,梁王把匝刺·瓦尔密逃到晋宁后自杀。其后,明王朝把蒙古贵族迁到北方省份安置,但其余在滇池地区的蒙古人则四散各地,变服从俗,更进一步地融入其他各民族之中。


  因其他途径而融入。元朝覆亡后,有的蒙古人不再说自己是蒙古人,而是改名换姓,不断地融入云南的民族大家庭之中,这也是造成滇池地区蒙古族明代以后不再被地方志书所记载的原因。

  通过对滇池地区蒙古族进入和融入的考察,我们还不难发现,明代,随军屯、民屯和商屯的施行,大量汉族进入,迅速发展为滇池地区的主体民族,而原居该地区的彝族和历代进入的白族、蒙古族等呈现出加速融入汉族的趋势,最终形成了滇池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依存,共同发展的格局。

  (作者系中山大学滇籍学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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